随着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正迎来新一轮战略机遇期。本报告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的实践成果，系统分析其对外投资促进效应，从规模扩张、结构优化、机制创新到风险应对等多维度，深入探讨“十五五”时期对外投资如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在深化“五通”合作、强化金融支撑、布局新兴领域的同时，更加注重绿色低碳、数字赋能与可持续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提供实践依据与战略指引。

序言：倡议的时代背景与核心要义

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面临增长乏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等多重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于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建设一个国际合作新平台，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该倡议根植于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其核心要义在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它并非一国之私利，而是源自中国，属于世界，旨在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

“一带一路”倡议以“五通”为核心框架，为对外投资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和实践基石。这“五通”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政策沟通通过双边协定和规则对接，为投资提供坚实的法律和政策保障，有效降低了制度性壁垒。设施联通则通过改善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物流网络，直接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和时间成本，为资本的跨国流动提供了物理载体。在此基础上，贸易畅通通过促进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为投资创造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增强了投资项目的商业可行性。资金融通则通过设立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合作机制，解决了大型基建项目普遍存在的融资瓶颈，提供稳定且高质量的资本支持。最后，民心相通通过文化、教育和人才交流，构建了跨国合作的信任基础，有效降低了跨文化合作中可能产生的“软成本”。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了一个从“硬联通”到“软联通”的完整投资生态系统，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提供了全方位、系统性的保障。

第一章：宏观视角下的投资规模与趋势

1.宏观投资规模的动态演变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展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根据研究数据，从2013年至2022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从126.3亿美元增长至245.4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高达9.09%。特别是近年来，面对全球经济下行和国际投资下滑的挑战，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表现出强大的韧性。2023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达到407.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5%，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量的23%。这种逆势增长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并非单纯受短期市场波动影响，而是由长期的战略性规划和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所驱动。这与一些主要依赖私营部门的投资模式，例如七国集团(G7)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倡议(PGII)存在根本性差异。

截至2023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96万亿美元，连续七年位居全球前三，对外投资大国地位稳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4.8万家境外企业，其中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的境外企业数量达1.7万家。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增长点。

2.从“量”到“质”的转型：投资质量的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推动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扩张的引擎，更是中国对外投资质量转型的重要试验场。在倡议的早期，中国对外投资曾被外界质疑缺乏质量和可持续性。然而，随着倡议的深入推进，官方文件明确强调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推动投资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了中国对外投资优化结构、提升长期价值的催化剂。

为了客观衡量投资质量，相关研究构建了多维度的评价体系，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吸引力、潜力、投资便利化、风险和收益五大指数。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质量呈现整体上升趋势，特别是在投资便利化和收益方面。这一转变反映出中国正在尝试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在更大范围内优化其投资组合，并提升其投资的长期价值和全球影响力。

第二章：投资促进的机制与金融支撑

1.政策沟通：双边协定与投资便利化机制

政策沟通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首要环节，在促进对外投资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通过与共建国家加强高层互动、签署双边合作文件，中国为投资活动营造了更加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些合作文件在推动工作制度对接、技术标准协调、检验结果互认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有效降低了人员、资金、货物等要素往来的“隐性壁垒”。同时，中国政府也在不断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例如承诺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并与更多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为共建国家企业在华投资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

2.资金融通：多元化投融资体系的建立与作用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血脉”和“筋骨”，其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为大规模对外投资提供了强大的资本支持。在这一体系中，丝路基金(SRF)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扮演着关键且互补的角色。

丝路基金的运营模式偏向于以股权直接融资为主，初始资金规模为400亿美元。其核心作用在于解决大型项目的投资主体问题。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通常具有建设周期长、风险高、回报慢的特点，传统商业银行的贷款模式难以满足其资金需求。丝路基金通过以小比例的股权出资充实项目的资本金，使其达到银行贷款的条件，从而获得更多的债权融资。这种方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杠杆效应”，能够撬动数万亿的投资规模。同时，作为国家层面的投资基金，丝路基金的参与本身就具有“增信”作用，能够有效降低项目的政治风险和融资成本。其灵活的“股权+债权”多品种投资工具组合，为高风险投资提供了创新的金融解决方案。

亚投行则是一个侧重贷款和债权投资的多边开发机构。它与丝路基金并非竞争关系，而是相互补充。亚投行提供多边开发贷款，而丝路基金提供股权投资，共同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合作机制。这种互补关系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提供了稳定、透明和高质量的资金支持，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瓶颈问题。

第三章：投资的结构性特征：地理与产业分布

1.投资的地理版图：聚焦东南亚、中亚与非洲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形成了显著的地域集中效应。根据数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八成流向亚洲，其中对东盟的投资增长尤其显著，而对非洲的投资额也实现了翻倍增长。这种地域分布并非偶然，它与“一带一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地理走向高度契合。

投资集中于东南亚、中亚和非洲等地区，反映出中国在这些区域的优势产业与当地经济发展需求的高度匹配。这些地区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发展需求大、基建指数较低的情况。中国在交通运输建设、电力工程等领域的优势产能正好能够满足这些需求。例如，中欧班列的开通和中老铁路的建设，本身就是对交通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其产生的经济效应又反过来为后续的贸易和产业投资创造了条件，共同构建了连接亚欧大陆的经济大动脉。这种投资版图的战略性与产业需求驱动，是“一带一路”倡议成功推进的关键。

2.投资的产业布局：从“硬联通”到多元化转型

在产业布局上，“一带一路”的投资效应正从最初的“硬联通”向更具长期价值和多元化的产业合作转型。尽管交通运输建设、电力工程和石油化工等传统行业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最具优势的领域，但《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金融四个领域的投资占全年总量近八成。这表明，“一带一路”投资的产业结构正在从单纯的基础设施建设，向更具附加值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延伸。

这一趋势还体现在新兴领域的快速增长。2023年，中国对建筑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增长较快，增速分别为97.2%和34.9%。此外，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的建设也成为中国企业集群式“走出去”的平台，如中白工业园和泰中罗勇工业园。这些都标志着“一带一路”的投资效应正在从最初的物理基础设施建设，向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和数字经济等新领域转型，以期实现更加可持续和全面的发展。

第四章：典型案例分析

案例一：中老铁路——连接内陆国的互联互通纽带

中老铁路是“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的标志性项目。这条全长1035公里、北起中国昆明、南至老挝万象的铁路，自2021年底开通以来，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经济发展与双边贸易。它彻底打破了老挝作为一个内陆国的交通瓶颈，显著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物流效率，将中国到老挝首都的货物运输时间从数天缩短至约十个小时。

中老铁路的经济效应不仅限于贸易。它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物流、仓储、旅游等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提升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该铁路已成为泛亚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了区域互联互通，为东南亚经济一体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

案例二：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旗舰项目的多维考量

瓜达尔港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旗舰项目，其建设历程充满了复杂性与挑战。该港口从巴基斯坦政府的长期设想，到此前外国投资者未能成功开发，最终在中国政府的援建和中国企业的运营下才得以真正实施。其经济价值显而易见：它为阿富汗、中亚等内陆国家提供了理想的出海口，有望促进整个区域的贸易繁荣。

然而，瓜达尔港项目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合作，更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安全和地缘博弈场。项目建设面临着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博弈、投资监管透明度、政治援助与商业投资界定、以及俾路支省复杂安全形势等多重挑战。此外，外部势力(如印度)对瓜达尔港等被视为“军民两用”的设施保持高度警惕，也增加了项目的地缘政治风险。这表明，大规模的对外投资必须进行细致的规划，并全面评估非经济因素带来的长期影响，才能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

第五章：风险、挑战与高质量发展路径

1.地缘政治与安全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安全风险。部分西方智库和媒体对倡议持警惕态度，特别是一些军民两用设施被认为可能提升中国军队的全球行动能力。例如，美国国防部曾对中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表示担忧。此外，恐怖主义活动和地区冲突也是对投资环境的直接威胁。在瓜达尔港等项目所在地，小型恐怖主义事件和刑事犯罪的发生频率有所上升，增加了项目建设和运营的风险。这要求中国对外投资在进行经济效益评估的同时，必须将地缘政治和安全风险的全面评估纳入考量，并出台更多促进当地民生发展的政策，以从根本上提升投资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2.债务可持续性争议

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媒体，对部分参与国可能陷入“债务陷阱”的说法进行了广泛炒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对马尔代夫等国面临的“债务困扰”风险发出警告。这一观点认为，中国通过不透明的贷款，旨在获取战略性资产或地缘政治影响力。

然而，中方对此进行了驳斥，指出多数非洲债务危机国的债权人是欧美国家，而非中国。同时，中国提供的贷款绝大多数并未超过IMF的债务可持续性门槛。中方强调，“一带一路”带来的资产是“有价值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债务积累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将其归咎于“一带一路”并不符合事实。这一争议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和其全球影响力扩大的政治忧虑。该争议也促使中国在后续的“一带一路”项目中更加注重项目的透明度和债务可持续性，以回应国际关切，并推动倡议向更高质量发展。

3.“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评估体系与治理标准的演进

面对挑战，“一带一路”倡议已从最初追求规模和速度，转向如今追求“高质量”和可持续性的新阶段。这一转变不仅是对外部压力的回应，也是中国自身对外投资结构优化的内在需求。衡量“高质量”投资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经济回报，还包括了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和治理标准。例如，新的评价体系通过构建对外直接投资吸引力、潜力、投资便利化、风险和收益等五大指数，全面评估投资的综合效益。未来，倡议将更加注重“小而美”的项目，并继续深化与共建国家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卫生健康等新领域的合作，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结论与展望

1.“一带一路”投资促进效应的综合评估

综合来看，“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其独特的“五通”框架，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成功地将中国的资本、技术和产能优势转化为全球合作的硕果。倡议不仅在宏观层面带动了对外投资的逆势增长，在微观层面也通过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等创新金融工具，有效解决了大型项目的融资难题。同时，投资的地理和产业布局也显示出明显的战略性，从传统的“硬联通”基建向更具长期价值的多元化产业合作和新领域拓展。

2.从规模增长到质量提升的范式转型

“一带一路”的发展历程，是一场从最初注重“硬联通”的规模增长，到如今更强调“软联通”的质量提升的范式转型。这一转型是对内部(优化投资结构)和外部(地缘政治与债务争议)双重压力下的必然选择。通过引入高标准、关注可持续性并重视民生效益，中国正在构建一个更加负责任、更具韧性的对外投资模式。

3.未来展望：在应对挑战中持续深化互利合作

展望未来，“一带一路”倡议将继续在应对挑战中前行。它将更加注重项目透明度和债务可持续性，以期彻底消除“债务陷阱”的争议，并继续深化与共建国家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新领域的合作，探索更多“小而美”的投资模式。最终目标是通过持续的高质量投资，深化互利共赢，为沿线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新的实践和方案。